穿白衣的未必就是天使
称医生为白衣天使，是人们对医护人员的赞誉。特别那些在新冠疫情中逆行的医护人员，不但有菩萨的仁心，更有金刚的勇气，让人敬佩。不过龙生九子，还各不一般，何况这么多医护人员，难免鱼龙混杂、不乏平庸之辈，滥竽之徒，甚至夹杂着极少数乌龟王八。这里吐槽的，只是少数。
除了出世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医生和自己性命相关，是在红卫兵步行串联的时候。在杭州发高烧。当时全国流行性脑膜炎大爆发，医生来看病，首先就要判断是否是流脑。但因为不具备颈项、小腿强直等症候，最后诊断为流感，只是简单处理一下。直到我昏迷过去，才送到杭州传染病院，保住了小命、避免了痴呆。那年的流感恰恰就没有颈项、小腿强直这些典型表现。教条主义害死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腾冲当知青。到“外五县”徒步“窜联”回来以后，天天发高烧，40多度。还想像以往一样，硬扛过去，结果不灵。想到公社卫生所去看病，没钱。好在四十多年前，我就享受着现代人无比向往的待遇：看病不要钱；不过只限于在大队上，叫“合作医疗”。记不清医生说我是什么病、开的什么药，反正治到后来搞得我从住处到吃饭的地方，多米的路要半路歇气才能走到。求生的欲望驱使半死不活的我走了15公里到县城，向同是被从昆明流放到腾冲的田医生求救。刚到县城，就碰到一个认识的知青。他看看我的脸色，郑重地告诉我：“你活不了多久了”。在田医生家里，也不用借助什么仪器，几分钟后，她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是疟疾。”给了我（是“给”啊，没要钱）一些奎宁片，后来治好了我的病。我差点死在医生手里，还好是医生救了我。天使和“天使”是不一样的。我也不怪大队上的医生，毕竟他们是“赤脚”的，只能聊胜于无。怪就怪自己没有钱。
牙疼得要命，这次是去公社卫生所看。正儿八经的医生，不过是“万能”牌的，不是专职的牙科医生。看了后说是“阻生智齿”，用俗话说，就是“尽头牙”横长，顶住了外面的牙，非拔不可。打了双倍的麻药，撬了半天，撬不起来。他和同事商量了一下，说只有把尽头牙凿开，分成几块拿出来。叫我用手托着下巴，以防脱臼；然后用撬牙的那玩意儿（好像叫牙挺）和小锤、一锤锤地打我的牙。看把我搞得我面部抽搐、满头大汗的样子，就再加麻药。我记得前后一共打了12支普鲁卡因，直到用棉花擦上去我都会喊痛，只好作罢。我和医生都搞得满身大汗。这颗牙后来是在昆明拔掉的：医生看了后也说是要凿开，吓得我一身冷汗。可看到医生手里那玩意儿，心里就大呼上当。专用的牙凿非常锋利，几下就凿开了。而回想公社卫生所用的牙挺，端口像起子似的，就是把牙打碎了也凿不开。怀疑那医生是不是知道牙挺和牙凿的区别。
我这个人牙病多，继续讲牙吧。要补一颗牙，医院，熟人介绍的医生。可她让一个从县里上来的实习医生给我看。牙镜才放到嘴里，我就觉得不妙。别的医生是用牙镜的背部拨开口腔两边的肉观察牙，他是用牙镜的前端尖尖的那个位置，搞得生疼。虽然动作粗鲁，能忍就忍吧。但到用棉花擦拭的时候，就超出了我忍耐的限度。别的医生用弯头镊子夹棉花的时候，小心地夹住棉花上部，用棉花的下部擦。他的镊子下去，直接落到盘子上，听得见响的。一擦下去，棉花被压缩，镊子尖就直接刮在我的牙龈上，痛得我叫了起来。钻牙的时候，所有牙医都知道病人的痛苦，钻一下歇一下，给病人喘息的时间。可这位老兄像在水泥上打膨胀螺钉孔似的，按上去就使劲不放。这回是超过了人类的承受能力。我大叫起来，他更生气：“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嚼筋（云南土话，指不好服侍）的病人！”我也大叫：“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你这样野蛮的医生！”吵归吵，最后还是只有乖乖张开嘴巴任他收拾。掏空牙髓后，要把空腔吹干，才能填充。他把吹热气那家伙的金属头放在酒精灯上烧过之后，放进我嘴里，烫得我一下跳了起来。又互怼一气后，他的态度突然温柔了起来，我居然有一种欣慰的感觉。回到家照镜子，才知道他为什么变得温柔：那玩意在我的口腔内膜烫起了一个大泡，估计他看到后终于理解我为什么会跳起来了。但我有两点始终想不明白：一是他以前做过牙医吗？如果没有做过，上岗前老师不先进行基本技能和知识培训吗？二是他说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嚼筋的病人，那他以前的病人是怎么样的好脾气？
后来我到云龙县做一个牙冠，专业牙科医生。我当时是县领导，他当然会认真帮我做。后来到昆明看别的牙，一张开嘴，医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用牙镜敲那颗牙：“这颗是在专县上做的！”昆明和专县的医疗水平就是那么大。
当然各地之间医疗条件的差别也很大。那年我们自驾去西藏，由于高原反应，在左贡县外翻了车。汽车翻滚度。老庄、小朱都已经不能动弹。我在副驾座上，还好。我把老庄、小朱扶出车外坐下，回来看田姨。她下身爬在后座上，上身悬在车门口，完全不能动弹，不连声呻吟。我检查一下，初步判断是肋骨骨折。伤势不明，怕造成二次伤害，不敢动她。帮她垫实上半身，就打电话叫。好不容易打通，发现接话的是公里外的昌都。请他帮转左贡县，他说左贡县没有，叫我打。我打通，报告了情况，请他们派一俩救护车来，他们说县里没有救护车，只能开警车过来。我说那请一定带位医生过来，以判来了，却没有医生，说无人可派。只有冒险把田姨硬抬到警车上，先医院抢救。等我处理完现场，回到县城，医院。到地方把我扔下，医院。找了半天，才发现身医院的大门。走进去一看，特小，感觉还不如我当年的公社卫生所（他们全县人口也只相当于我们一个乡）。田姨果然跌断了三根肋骨。院长说：“要是当地老百姓，我就告诉他这里治不了。你们是来旅游的，我多说一句，你们把她送到昌都去吧”。我们只好又找了一辆面包车，拆座位、买担架，把他们送到昌都。特记医院时那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这次有两个深刻体会：一是在西藏开车千万小心，特别不能疲劳驾驶，否则出了事哭都没地方哭去。二是系安全带和及时做自我保护动作非常重要，我因此只是手擦破点皮。
医院医院了，可也难免闹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老兄，检查后告诉他患膀胱结石，要动手术。打开一看，没有石头，只好又缝起来。再检查，石头还在；用仪器看准位置，再打开，还是没有。只好再缝起来，向田医生的爱人李医生求援。李医生告诉他，那石头在膀胱中一个夹层里，第三次开膛，才找出那颗石头。比起这位医生的“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