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与礼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更鼓制度渗透于军事、礼法的各个方面，所以研究宋代军事与礼法中的更鼓制度是研究宋代更鼓制度的重要一环。首先，军事中的更鼓制度。中国古代的主要计时工具漏刻的发明是军事需要，早期主要运用于军事。同时，更鼓制度主要的运作舞台谯楼，一定意义上是由早期的军事谯楼演变而来。后来谯楼的功能逐步演变，而集计时、报时、戍守诸多功能于一身。这说明了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社会，更鼓制度在军事礼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宋代军中计时工具先进，计时方法多样。作为最常见的计时法，晷表和水漏都已有应用。有些军中水漏的结构并非因环境动荡而制作简陋，北宋《虎钤经》有对秤漏的记载，并且其形制和装饰都是十分精致的。秤漏之外的的工具如大鼓、彩画钲应是报时所用，铜斗则是水漏必不可少的盛水器具。但测影和水漏两种计时方法，受环境制约很大。前者要求白昼有光照的地方；后者在移动环境下精确度则大受影响，而军中计时特别强调计时手段在移动环境中，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证使用的有效性，所以这两种计时方式在军中使用效果都不理想。
宋人还有其他计时方法以应对军队计时环境的特殊性。宋代军中夜间常用的计时方法是步行计时。按照昼夜行进二百里的速度，通过探更人步行的距离来衡量时间流逝的多少，并规定每行二里为一牌，经过的时间以“牌、里、步、尺、寸、分”的形式表示。更牌用竹子制成，共计一百块，长三尺，宽一寸，逐月题名“某月更牌”。以正月为例，探更人行二里为一牌，平均每更传牌九块，加上步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二月平均每更传牌十块，依此类推。探更人行走的方位此处没有具体记载。
明代军中步行计时法是围绕营地行进。更牌作为一种计时工具，一个更牌代表一刻度。假如“雨水”天，开始步行传牌计时开始于戌时一刻，传了四个更牌，则是过去了四刻时间，则为戌时五刻。事实上，步行计时法并非军队独有，宋人生活中用步行粗略估算时间，据宋代官修医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记载：服食汤药之前，“汤必须澄清，若浊则令人心闷不解。
中间相去如步行十里久，即再服，若太促者，前汤未消，后汤来冲，必当吐逆”。汤药煎好后，要静止一段时间后再服用，两副汤药的服用间隙为“步行十里久”，否则会造成身体不适。如果按照日行二百里，则“步行十里久”为3/5时辰，合现在的72分钟。
传箭制度。军中夜间更巡尤其重要，而更巡的更次时刻则来自军中传箭传箭制度。所谓传箭即漏刻计时中的改箭。《虎钤经》中有对军中传箭制度较详细的记载，各更各筹的时刻的计算方法：取夜半时分的定漏刻数乘以二，然后除以二十五，得到每一筹相差的时刻；取每一筹相差的时刻乘以五，得到每一更相差的时刻。用昏明漏刻数加上日落的时刻，就是甲夜的时刻数；再用甲夜的时刻数累加上一更和一筹的漏刻数，满一辰刻及分就去掉，就分别得到每更每筹所在的时刻及分。
“传箭”应有两层含义。一、“传箭”就是报时，类似于“传漏”的说法，古用铜壶滴漏计时，看水平面箭尺上的刻度，即知时刻。严格来说，汉代以后的浮箭漏就应该包括“漏壶”和“箭刻”两部分，两者是不可分的。二、此处的“传箭”还有更改变动箭尺的动态含义。宋代的漏箭制度多数用的不止一支箭尺，随着昼夜时长的变化，每更时长相应变化，改箭就在所难免，“二十四气，或亏或盈。箭实倍之，随气而更。时有长短，刻因损增。惟箭无私，与水皆升。”正是。有人认为“当军队驻扎在野外，与敌军距离临近，怕暴露行踪之时，便不能支更鼓，只能以传箭来定立更次，计算时间。”
由以上可知：宋代军中还是用的百刻制，每天有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有八刻十二分，每刻又分为六十分。每夜均分为五更。箭尺分二十根，一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昼四十刻，夜六十刻，每更一十二刻，每点二刻二十四分。芒种后三日改第二十箭，昼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点一刻三十分。大体上来说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共十二个节气，每个节气之间都有一次或两次箭尺的变动，其中呈现出昼箭渐长，夜箭渐短的规律。
第二阶段：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昼六十刻，夜四十刻，每更八刻，每点一刻三十六分。大雪三日改第二十箭，昼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点二刻二十一分。大体上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共十二个节气，每个节气之间同样有一两次的箭尺调整，其中呈现出昼箭渐短，夜箭渐长的规律。
漏刻随着昼夜长短的等距消长而改箭，昼夜时刻每增减一刻而易一箭。昼夜长短每天都在变化，一个回归年之内，周而复始。古人应该是认识到这种现象，或许是为了简化操作起见，在对生产生活没有明显影响的前提下，允许有一定的误差，从而以昼夜消长一刻差值为基准，划为一份：实际效果就相当于把若干天的昼夜长短视作相同，在这个时间段之后一日起的又若干天内，也就是下一份里，每日的昼夜长短相对于上一份里的每日昼夜长短，变化值均为一刻。
若从整体来看，冬至是北半球白昼最短，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是昼夜等长。冬至至芒种的十二节气刚好处于我国的冬半年，夏至至大雪十二节气刚好处于我国的夏半年。因为太阳日照一年内处于南北回归线间移动，冬半年和夏半年的昼夜时间是刚好对等。正如同“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昼四十刻(日出辰时一刻)，夜六十刻(日入申时八刻)”和“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昼六十刻(日出寅时七刻)，夜四十刻(日入戌时二刻)”，昼箭和夜箭刚好可以调换使用。宋代军中依靠传箭制度确立更次，军队之外的更次确立也大致如此。
宋代军中报时方式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宋代战阵中配置有必不可少的更巡人员，如“抱鼓一人，主昏明，警进止。吹角一人，主收军。”“抱鼓”并非官职，只是兵卒的职责，作用之一就是击鼓报时。据《武经总要》载：“行军于外，日出日没时，檛鼓吹角为严警。凡鼓三百六十五槌为一通，角一十二变为一迭。鼓音止，角音动，凡鼓三通、角三迭，昼夜足矣。”
行军于外，晨昏之时，击鼓吹角作为严密警戒的信号，鼓声、角声皆有定制，既可提醒将士的作息时间，也是军中防御的需要。关于鼓角报时，《虎钤经》还有以下具体记载，鼓角本来是展示军威的一种方式，也有更鼓报时，为将士提供作息的作用。军中鼓角之节规定严密，时刻准确，每更每点皆有鼓角声，将士完全可以听声辨时。军队休息时间相对较早，日落以后，各部将即已安静，吏士无敢喧哗，然后就是更巡开始。五更五点过击钲一百五十声，然后再击鼓三百。
鼓声停后，军门缩开，大将军开始面见诸将。如果和京官上朝五更三点相比，军营大将军和下属诸将的面见时间晚了两到三刻钟。军中更巡所击打的器具是各种各样的，除了鼓、铙、铎、钲、錞等常用的器具外，还因地制宜地选用其他器具。如宋代军旅常用炊具刁斗就可以白天用以烧饭，夜晚用以打更。此外还可以击打弓箭作为特殊情况下小范围的讯号传递。军队驻扎在边防军楼时，常在城楼上设有谯楼，也叫做更楼、戍楼、军门、谯门。谯楼的职能主要有：军事了望、测时报时、供奉“上谕”等。为了壮军威，谯楼要加华丽的彩画，所以也叫做画楼、丽谯。
更巡制度。与宋代军中报时制度相配合的还有更巡制度。营地设置和更巡密切相关。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约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昼夜严警。纵然雨雪天气，队官也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带鞍饲养，以防有紧急情况，可疾驰禀报。除了军营的警备之外，每军还要另外于军营三五里之外的要害路段，夜间设立外埔。每铺给鼓三面，随身携带。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外铺看到有敌军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伺机攻击敌后，必能克敌制胜。
除了这些，还必须设置军营的警探人员，每个营地以折冲、果毅轮番更替巡探。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地四面，去营十里外巡逻。或者令骑兵在整更点时举火相应，敌军见火号，不敢偷袭营地。对军中夜间的持更巡逻有严格规定，大致有以下环节和方式。其一立号，即定下通行的口令或者旗号。每日酉时，虞侯到统帅幕府领取当天的号令。其号簿，先粘纸二十四张，每张一十行。
号簿上边写上：“某军某年某月日已后号簿”。出号时，军中统帅会在号簿上写上两行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答。一夜书一行，二十四张，三百六十行，一年用完，更换号簿。如果是闰年，则加两张纸。这些号令不得犯国讳及大将军元帅都统等名讳。分管更巡的虞侯及诸将等，等候大将军号出，分明传写审勘。有时恐怕敌军偷窃去号令，或者虞侯等人投敌作为内应，则不能一直使用此号令，或事后更改，或平明更改。如果是白昼，则以彩旗为号令，为了军事的保密性，彩旗也需要每天改变。
其二定铺，铺即铺屋或更铺，定铺即军中每天查验铺屋或更铺。铺屋是哨所的一种，军中皆设，对于夜晚行动之人都须严加警戒。每日戌时，虞侯都会领甲士一队数人，树立旗帜，携带号角，巡逻军中及城上。在野外，则巡视营外，判定更铺的疏密。其三持更，即军中的夜间更巡。凡是军营，夜里持更者，每个更巡铺十人，每更两人，根据漏鼓传递出的时刻信息而击打各种巡更器具，把时刻更好地传达给营地众军士。其中一人专业负责侦查各种杂事，甚至于睡魇惊扰士兵，也要敏锐地察觉到。或者临时遇到紧急情况，则秘密地传递更号，敲击弓箭相呼应。除了更铺，还有狗铺一说，因为将士远行困乏，需借助狗来警夜，因此得名。
其四巡探，即军中将官检查夜间的定铺、更巡情况。像折冲、果毅和押铺等将官也有更巡的职责，主要负责检查更铺或更人的当值情况，其班次轮流更换。巡探之时不能高声喝号，探人敲弓一下，更铺之人敲弓三下，方才以军号相互应答。此外，军中还有其他措施配合夜间的更巡。如军中每数百步设置“听子”两人，每更交替。所谓“听子”即军中专门负责听音警备的人员，如果听到敌军人马声音，就会提醒军营防止敌人的偷袭。又选听觉灵敏且警觉者，睡觉之时头枕空胡鹿。
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都可以听到。听子必须经常变换位置，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胡鹿”也作“胡簏”、“胡簶”，是宋代兵士藏矢的器具，多用野猪皮制成。同时，军营中的谯楼也有明目能远视者以便窥探军情，称为“望子”。再者，饲养有马匹的营地，夜间会放置马匹于中央，驴群则置马匹外，再把年幼的马驴置于驴群四面。如有盗贼偷马，驴在外，不宜驱逐，这种策略称为“驴群知更”。这可看作是宋代军中利用牲畜习性，作为将士更巡的补充，以此来维护马匹的夜间安全。
军中的作息时间要求十分严格。宋高宗督率军旅到金陵，适逢张俊镇守。有兵卒夜间违规在外行走，与更巡的兵马都监争吵，于是上诉。张俊判曰：“都监夜巡，职也，禁兵酉点后不许出营，法也，牒宿卫司照条行。”军法规定兵士酉点后不许出营，与更巡的兵马都监争吵是违反军法的行径，最后兵卒因违反军中时间要求而被斩首。张俊的治兵之法一直被人诟病，军纪败坏，此处斩杀违禁兵卒，有做样子给宋高宗看的意思，同时也说明了军中作息时间的严格性。